两年起伏终定乾坤 获赔320万！强拆还当政绩宣传

2018年，某县对当地工厂环保问题进行了整治，部分环保不达标的企业都将面临整改，当地某船舶厂就位列停工停产名单中。

配合到位的船舶厂主动停工，却遭到当地各方政府轮番上门，以在规定时间内拆除有奖励为由，逼迫船舶厂和其他企业一样，自行拆除。

谈及赔偿问题时，政府部门却互相推诿，无视程序，拒绝给船舶厂提供评估报告，除了政策上明文规定的奖励20万元，不愿意给任何补偿。

船舶厂厂长一筹莫展，于是托人四处打听，找律师在处理行政领域问题上有大量经验，便特意赶往合肥咨询。

在接待过程中，律师根据过往经验，建议船舶厂采用法律途径维权，否则难保当地政府不会采取强拆措施。

船舶厂厂长却觉得事情还有回旋余地，没有采纳律师的建议，继续与当地政府协商。

然而没过多久，当地政府真的找来拆迁队，将船舶厂强制拆除。

不仅如此，政府还找来了当地媒体进行报道，强拆结束后在政府官网上刊登文章，颠倒黑白，将强拆行为渲染成该船舶厂响应号召的自行拆除以躲避责任。

山穷水尽的船舶厂厂长想起了当初律师的建议，悔不则已，于是再度找到两位律师，委托处理此案。

强拆案件有两难：固定强拆主体难，寻找强拆证据难。

偏偏这起案件中，强拆过程还长达一周，这就意味着政府负责人不会天天出现在强拆现场，即便船舶厂一方拍照录音，留下的也可能是外包拆除队的身影，并不能作为指控政府的证据使用。

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，两位律师两地往返，开始了艰难的取证。

两位律师先是来到船舶厂旧址，指导其负责人寻找证人证词，固定证据，积极向法院申请调查令，充分补充证据。

船舶厂负责人向律师提供了几段协商时的音频，音频中前来对接的政府官员多次提到船舶厂如果不进行拆除，政府将采取强拆措施。

调查令下发到手后，两位律师的动作推进的更加迅速，搜集相关案例与司法解释，调取政府部门限期拆除的各项通知。

在提起诉讼时，却迎来了一个难题：控告县级政府必须在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但当地政府却强烈要求在县一级法院提起诉讼——这样就无法将某县政府作为强拆主体之一告上法庭。

反复推敲，最终还是认为某县政府在这起强拆案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本着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，将某县政府和另外两处政府部门作为强拆主体，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。

诉讼递交的同时，律师借力打力，将某县政府用于对外宣传的新闻稿和报道作为呈堂公证，提交至法院。

而在代理词思路上，律师也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了一番调整。

当地政府不承认强拆，认为船舶厂系自行拆除，却不提供任何证据，两位律师结合自己对行政领域多年的钻研，反其道而行之，用法理倒退定案结果，完成了一场逻辑严密的庭审发言。

根据提交的录音证据，事前某县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曾多次亲自到该船舶厂与负责人谈话，谈话内容的核心从一开始的劝诫船舶厂主动拆除，到后期演变成恐吓、威胁。

特别是在船舶厂负责人表示要依照程序看到相关评估报告后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更是屡次提出让其不要管评估报告的事，甚至放言“一句话就可以强拆了”，足见其有强烈的强拆意愿。

在强拆过程中，当地政府邀请电视台进行宣传报道，事后发表相关文章在政府网站宣传，从行动上无一不显示了政府与此次强拆的直接相关性。

根据举证分配原则的规定，结合过往案例，在无法排除强拆可能性，同时政府方面无法提出证据证明涉案船舶厂系自行拆除的情况下，应当认定政府一方对此次强拆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理应赔偿。

尽管代理词逻辑严谨，法理严明，一审法庭却无视我方递交的证据，判决我方败诉。

遭遇败诉后，两位律师立刻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二审申请，省高院经过书面审查后，以案件认定事实不清为由驳回了一审裁定，将案件发回重审。

或许是省高院没有开庭就驳回判决的行为让某县政府感受到了压力，某县政府主动发出邀请，希望可以通过调解解决问题。

在的陪同下，船舶厂厂长与某县政府进行协商，最终，双方达成赔偿协议，船舶厂获得了共计320万元的赔偿款。

当地与该船舶厂遭遇相似的，不止一家企业，但大部分企业都选择屈服——在没有拿到评估报告的情况下，被迫接受强拆或是自行拆除，只拿到20万元“奖励”。

又或者是在强拆过程中暴力对抗，两败俱伤不说，后期还会因为暴力行为丧失行政诉讼的先机。

船舶厂之所以能够维权成功，除了委托专业律师，更是因为负责人严守底线，坚信法律能证其身，鸣其冤。

有时最简单的道理，往往最容易忘记，有些人在委托律师后，仍然盯的仔细，生怕律师忘记帮自己主张更多，却忘记了，“相信”本身，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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