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成年犯罪之我见

作者简介：乔治：金融证券犯罪辩护（广东瀛双律师事务所）

刑罚是通过刑事定罪的污名效应来制止犯罪的。然而，污名是一种消散很快的稀缺资源。如果个体实施的行为很少遭到人们的谴责，且大多数人都会实施这样的行为，那么国家就不能有效地使他们蒙上污名。而随着刑事责任适用范围的扩大，污名效应将被消耗殆尽，最终亦会导致威慑力被侵蚀。

——道格拉斯·胡萨克

对于青少年犯罪问题，与其关注是否定罪，不如将视角转移至如何处罚，丰富现有的惩罚机制，以非刑事处罚的方式，重塑未成年人的价值观，达到惩罚与教育的有机统一。

青少年犯罪，不仅是我们国家头痛的问题，在域外，同样也是刑事法律适用的难题。例如，我们的邻国日本，也因此设立了《少年法》（注：虽然设立的初衷并非惩罚少年犯罪，也是伴随着少年犯罪率的提高，逐渐将侧重方向从保护向惩罚移转）。

法律从来不是一元的，或者从一定意义上讲，法律的评价维度从来都是多元的。

刑事法律从条文上讲，其主要作用是“惩罚犯罪，保护人权。”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从法律人的角度讲，所谓的“惩罚犯罪，保护人权”具体到司法实践中，就是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“定罪＋量刑”（定罪当然包含宣告无罪）。换个角度讲，就是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行为评价之后，对其施加相应的处罚。

从学理上讲，犯罪的表现就是行为，而刑事责任年龄并不属于符合性与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要素，当行为人的行为满足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，且没有违法阻却事由的情况下，就已经满足了犯罪的犯罪的评价标准。而刑事责任年龄属于责任要素，未达到法定责任年龄，只是影响行为人是否应当受到刑事处罚，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无关。

翻译成一般用语就是：年龄的大小不影响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，而是决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法律是讲究层次与逻辑的，既然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，无法实现对未成年人实现定罪的情况下，那为什么换个角度，将思考的中心放在这些被免除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被告人，后续非刑事处罚措施该如何推进？如何丰富非刑事处罚机制？等问题上呢？

从大方向看，刑罚的适用，不是为了处罚的处罚，而是为了使已经犯罪的人幡然悔悟，使尚未犯罪的人消除心中犯罪的想法。

我们国家之所以设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在刑事犯罪中，掺杂法定责任年龄，主要是也是因为未成年人具有心理矫正的空间，希望通过以缓和的方式，达到处罚与教育之间的平衡。

但是，因为没有相应配套的犯罪后的教育制度，就导致目前少年犯罪走向放任不管的极端，而现在又想通过增加天平另一端，即“处罚”，通过简单粗暴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加重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，妄图达到处罚与教育的平衡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
因此，从长远看，与其单纯的强调年龄大小的问题，倒不如考虑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教育制度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，在区分情节的基础上，经过法院审判的前提下，在判决书中明确，分别交由少管、观察所等部门执行限制自由的处罚措施，在限制自由期间，由专业的心理医生治疗，经考察无社会危害性后，再次重新回归社会。

当然，制度的设定，并非天马行空，三言两语就能解决问题，而是要经过实证考察可行性后，实际投入成本后，方可收获实效。

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刑法承担过多的社会职能，通过刑法改变强弱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力量悬殊。但是靠刑法解决社会问题，与其说是社会问题刑法化，倒不如说是刑法的过度社会化。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，与其通过刑事定罪、处罚，倒不如以非刑事处罚的方式，重塑未成年人的价值观，真正实现刑法的目的。

刑事辩护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别样的战场，只不过在这场战斗中，面对的是国家实权机关，而在这场战斗中，如果露出丝毫的胆怯与怯懦，只会将自己以及自己的盟友当事人，推向牢狱的深渊。

因此，就是要不停地战斗、战斗、不停地战斗！

——乔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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